题目：境外学者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关系的理论研究
作者：冯同庆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5期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境外众多学科的一些学者对中国劳动关系的变化进行了调查和研究。就其内容和方法而言，可以称之为注重中国国别特色的境外理论-实证说。
注重中国国别特色的境外理论-实证说，其起点应该说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
这个起点，是美国社会学学者华尔德（Andrew Walder）关于中国的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的研究。认为中国的劳工关系模式，是以依附、垂直性关系、紧密的个人联系网络为特征的。他称这种关系为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性质的庇护关系，是一种私人关系网。工人们不是通过谋求整个群体的集体行动，而是通过与权力层建立个人关系，通过相互之间的互惠关系来谋求自己的利益。在其之后，境外学者对中国改革开放后劳动关系的研究，大都与这个研究相比较和相参照。他们多数人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劳动关系已经与那时不同了，已经向市场化的方向发展，甚至出现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特征。
几乎所有相关的学者都发现，即便是发生了上述变化，中国的劳动关系仍然有其特殊的方面。这可以称作是一种国别特色说。同时，他们的论说又可以有所区分。一种可以再称之为特色分析说，另一种可以再称之为特色批判说。
一、特色分析说
持这种论说的学者认为，中国劳动关系中的对立、冲突、恶化程度都出现了，却不像人为想象或理论演绎的那样。为此，他们有着各自的具体分析。
1.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的延续解说
Andrew Walder自己后来的80年代末和90年代的研究认为，工人与管理者之间的一体化利益结构已经受到冲击，但是他们之间仍然存在一种“默契”，政府的“父爱主义”仍然有效，工人仍然可以通过与管理者的合作和服从换取物质福利。
2.具有“混合体”特征的中国劳动关系说
英国管理学学者Malcolm Warner和澳大利亚管理学学者朱迎（Ying Zhu），多年来跟踪中国企业管理和劳动关系的实际变化，他们一直坚持了一种在比较中研究特色的方法。他们都对世界多个国家或地区的相关情况有研究，对中国的研究往往是在与其它国家或地区的比较中进行的。他们认为，改革后，中国的劳动关系发生了变化。他们曾经描述过这种关系，使用了“混合体”（hybrid）的概念，认为其正向融合了西方和亚洲特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方向发展。
3.向社会合作主义或统合治理演进说
澳大利亚社会学学者陈佩华（Anita Chan），运用实证调查与合作主义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中国劳动关系在改革开放后的变化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她观察到，为了防止劳动关系恶化，在工会、工人、国家的互动中出现了一种可能。这就是，工会的自主性将得到承认，国家合作主义将演化为社会合作主义。她还认为，这样一种演变如果能够实现，无论对劳动关系任何一方都不失为是一种代价最小的社会结果。
4.可能出现的“三方合作主义”说
在社会发展理论研究方面享有国际盛誉的英国学者Gordon White，对中国研究有着资深的经历，一直对中国研究给予深切的关注。他在生前最后一段时间的研究中指出，他并不认同中国工会的社会合作主义方向。他认为，当企业逐渐转为利润导向的时候，工人成为工资收入者；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中，工人成为商品。中国工会处在党、政、工三方结构之中。在政府、工商界和工会之间可能出现“三方合作主义”，工会将保持与党的密切关系，同时维持其代表工人的垄断地位，实现在法律允许范围内的自主权。
5.生存伦理需要体制化的工人集体权利说
香港的政治学学者陈峰（Feng Chen），也十分重视理论与实证调查相结合的研究，他是着重从国家与劳工、国家与工会的相互关系观察中国劳动关系的状况的。他一直专注于中国国有企业工人的抗争、组织和权利方面的研究。他认为，生存危机和管理者腐败都是引起工人不满的原因。在今天中国工人进行的集体抗议活动中，生存危机是一个根本性的因素，只有在生存危机存在的情况下，管理者腐败才能诱发工人采取抗议行动。展望国家与工会关系的远景，比较理想的情况，是把现存的工会为国家一部分的国家法团主义转化成某种集中化的社会法团主义。在这种体制下，工会成为国家的伙伴，并且在三方的制度性安排中具有独立地位。但是，这一点要想变成现实，中国的政治体制必须经历一个自由开放和最终民主化的过程。
6.动员性参与胜于利益性参与说
美国政治学学者唐文方（Wenfang Tang）擅长社会调查和数据统计分析，长期研究中国社会的变迁，对中国劳工状况也有专门的研究。他的研究，注重社会历史的比较、国别差异的比较。他依据中国企业劳动关系中工人与企业利益联系的直接性，认为通过思想发动进行的沿袭传统的动员性参与，比通过新建立起来的集体谈判进行的利益性参与，更有实效，也更有利于化解改革中的利益矛盾和冲突。
7.建立尊重工人劳动传统的体制说
英国社会学学者赵明华（Minghua Zhao）从经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劳工问题，对中国改革开放后劳动关系的变化、对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海员状况的变化都有深入的研究。她关注中国劳动关系中一些特异的社会现象，关注其背后有什么可以说明的理论意义。她的一项发现引起了国际学术界广泛的关注。1993—1994年，她在国内进行企业调查时观察到，一些纺织企业工人中精神病的案例增加了。其数量比人们想象的要大得多，不仅发生在一个企业中，是发生在这座城市所有的相关企业中。在后来对中国的研究中，她与她的学术伙伴又有了另一方面的发现。这就是在中国的船舶上，都设置有政委制。中国的商船上没有牧师，却有政委；欧美的商船上没有政委，却探讨要设置牧师。政委的某些功能在未来时间内有可能发生变化。但是，它的某些功能是其他职务无法替代的。应当建立尊重工人劳动传统的体制。
8.古典双重主义向功能性双重主义演变及其利弊分析说
韩国政治学学者张允美和社会学学者张暎硕，长期以来对中国劳动关系和劳工状况的发展有着浓厚的兴趣，都在中国做过比较长时期的研究。他们有着在韩国观察乃至从事劳工事业的经历，希望能够以比较研究的方法深入理解相关问题。张允美从政治学的角度，特别是从劳动政治的角度，描述和分析中国劳动关系问题。认为在历史上工会一直被要求通过政治动员来鼓励工人生产和保护他们的利益。这是一种古典的“双重主义”。在改革时期党与工会之间形成了新的契约，党给工会处理社会问题的更多的权力，工会则积极地接受党的领导原则。因此，工会原来的古典的双重主义，在改革时期变为“功能性双重主义”（functional dualism）。张暎硕从社会学的角度，特别是从劳动社会学的角度，描述和分析中国劳动关系问题。认为中国工会能否真正地发挥效用，取决于改变相关的制度制约性。如果不能解决上述问题，中国的劳动关系就是不正常的劳动关系。使劳动关系正常化，是中国深入改革开放亟待解决的问题。
9.中国国有企业劳动关系“改革与修复”特征说
在香港从事研究的劳动经济和公共管理方面的学者李琪，对国外研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关系变化的文献有系统的把握，并且自己在国内从事实证调查和研究。经过多年的努力，他提出了中国国有企业劳动关系的“改革与修复”特征说。即实施改革政策后又对改革政策进行抑制的平衡性措施。认为政府在改革中修复措施的出台有其合理和实用的一面，但一旦政府采取深化改革的措施，并无法继续提供更多的修复措施，那么深层次的矛盾将爆发出来并最终危及社会稳定。他的政策性建议是，政府应该在承认雇佣关系的基础上，建立完善的劳动关系协调制度。
10.劳动关系协调中应该加强行业的组织化协调和三方机制建设说
李昌徽出生于韩国首尔，自1996年进入国际劳工组织，致力于劳动关系问题的研究，足迹遍及东亚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现作为劳动关系和社会对话的高级专家在国际劳工组织北京局工作。在他看来，中国每天都在进步，每天都在向积极的方面发展，中国发生的一切对世界产生的影响都将是深远的。他认为，人们讲到劳动关系的时候，都会想到强化工会，却往往忽视企业，其实我们也应该考虑雇主的利益。中国雇主的组织结构(比如中国企业联合会)需要完善和发挥作用。雇主是一个个人，而雇主组织作为一个集体，考虑问题会更加社会化，这样可以分散风险。比如，一些雇主不愿承担工人的社会保障，如果成立雇主组织，就能将风险社会化，迫使雇主更主动地承担相应的责任。而将企业和他们的工会纳入更大的集体当中可以缓解潜在的冲突，因此中国应该组建更多的行业工会。行业工会对工人权益的保护要比企业工会更加有力。如果中国组建行业协会，作为零售商龙头的沃尔玛如果与工会达成某种协议，可以成为零售行业的劳工标杆，推广到其他的零售企业。这就是行业工会的重要性，不需要一个个的企业工会各自去一点点地争取。另一个需要改善的地方，是要确保工人的真实意见能够反映到市一级工会，这是最重要的。只有当工人的意愿在工作场所集体讨价还价而民主地表达出来时，工人的权利和利益才会得到保护和促进。相应的三方对话机制将有助于在控制基于市场雇用关系引起的不可避免的冲突时，确保和谐的劳动关系。
11.劳动者劳动的生产活动与国家权力相互融合说
日本政治学学者石井知章，对中国当代政治与工会有深入的研究，而且有着国际劳工组织的工作经验。他在论述中国建国后的劳动现象的时候认为，在中国工会的历史上，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一直贯穿着生产第一主义，改革开放后工会的基本路线的基点始终还是这样。特别是在党的正统性出现动摇的时候，党-国家都会利用工会开展劳动竞赛来恢复自己的正统性。例如1951年全国总工会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后的第二年、1956年百家争鸣后第二年的反右斗争到大跃进的过程、“文化大革命”后期的1976年、1986年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后的第二年、1989年后的第二年，都特别强调开展劳动竞赛活动。其特征，是把生产和权力融合在一起。
12.员工承诺影响劳动关系说
香港管理学学者陈荣照（Andy W. CHan）和英国管理学学者ED Snape与内地学者合作，研究中国内地员工的组织承诺（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对劳动关系的影响。问卷调查表明，员工对公司和工会效忠的“双重承诺”可能同时出现。中国与西方的不同在于，由于工会不仅代表工人而且代表管理层，员工对工会的感知比西方低；而中国文化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又使员工对工会的感知度更为重要。一般而论，中国的情形与西方没有显著区别。
13.内地应该借鉴香港调节劳资关系经验说
香港从事劳工事业的一些实际工作者，近年来由于与内地交往的增加也做过一些对比研究，同时对内地劳动关系的状况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例如，有人提出内地应该借鉴香港的经验和矫正存在的不足。她认为，香港目前的劳资关系属于世界上最和谐的劳资关系之一，尽管也存在着这样和那样的问题。香港虽是国际性大城市，工商企业却以“中和小”闻名。香港商业单位总数的98%是中小型企业。甚至可以说，所谓香港经验基本上是一套以调节中小企业劳资关系为基础的经验。内地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小型企业越来越多，而且劳动关系矛盾突出，根据这种情况来建立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可能会更有针对性地发挥作用。
除上述论说之外，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张璐博士对中国汽车工业企业工厂制度的研究、英国卡迪夫大学教授Theo Nichols等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一些国家家电工业劳动关系的研究，也都是比较深入的中国特色分析说。
二、特色批判说
持这种论说的学者也是通过实证与理论结合的研究，得出了另外的结论。认为中国劳动关系中的对立、冲突、恶化程度已经相当严重，而且存在着制度性的缺失。有另外的学者认为，这些论说披露了企业改革中劳动关系方面鲜为人知的层面，揭示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再现的典型特征，分析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但结论对如何保持社会稳定具有警示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其特点是一种批判性的论说。
1.失序专制主义下的阶级理论化解说
美国社会学学者李静君（Ching Kwan Lee）对中国企业做过深入的实证调查，对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劳工关系及其状况进行过广泛的理论分析。她主张阶级构成、阶级意识、阶级赋权的阶级理论，并运用这些理论进行当代中国相关问题的研究。她认为一个可以称之为“disorganized despotism”（失序专制主义）的工厂政体出现了。可以把工人阶级构成这个课题视为一面菱镜去了解市场社会主义下社会结构的变动动力，市场改革和阶级结构，互动共生。它们都不单是经济资源的分配，而同时关乎到权力、道德、文化观念及社会冲突的根本重整。
2.全球化背景下沉默的社会革命解说
长于民族志研究的香港学者潘毅（Ngai Pun），对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工人的状况进行过多视角的调查和研究。她运用的方法，是非常典型的解释性的方法，并且与现代社会人文研究的诸多新方法结合。她对跨国公司承担社会责任进行过研究，认为中国近十年的生产守则实践表明，跨国资本的道德表面背后的利益本质使其在中国工厂进行的“道德理念重构”过程充满了虚伪和荒谬。她和她的学术伙伴研究了制造业工厂的宿舍劳动体制。她为了体验打工妹的生活，曾经全时间在深圳一家港资电子厂工作。她感受到一场沉默却又势不可挡的“社会革命”，底层阶级释放出促进社会转型的力量。正是这些打工主体永无止境的形成过程，打开了一道探索中国社会的门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