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刘永：曲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中国教师博物馆副馆长
文章出处/《江苏高教》2020年第5期29-34
关键词/教育生态学；一流学科；生态系统；评价体系
A:
文章摘要
C:
一流学科建设是国家积极应对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潮流，提升我国高等教育核心竞争力，建设教育强国的重大战略决策，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科学合理、切合中国学科发展实际的一流学科评价对于一流大学的建设发展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一流学科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有着共同的产生机理、运行机制、生存规则、演化规律。因此，用教育生态学的视角去探究一流学科评价的理论、方法和实践，具有可行性。从遗传的角度看，一流学科评价要注重其历史价值；从变异的角度看，要凸显一流学科的时代特色；从学科主体与环境的关系看，要强调一流学科与环境的多元共生；从根植中国学科传统的现实看，要构建一流学科的自我评价体系。
论点摘编
❑ 元评价、学科生产力评价、学科绩效评价、过程性评价、定量定性相结合的评价等众多评价理论和评价方法纷至沓来，有效地推动了一流学科评价的理论构建和机制完善；诸多学科排行榜的粉墨登场，也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学科的进位攀升。
❑ 显而易见，一流学科的认定产生是学科生态系统内部分学科在相互竞争中富集能量、聚集优势、进而占据高生态位的结果。
❑ 正是基于一流学科的这种生态化特征，国家在支持建设的时候采取了打破身份固化、建立有进有出动态调整机制的原则，在建设过程中，把不适应学科生态系统发展、不再具备建设条件且无力改善的学科，调整出建设范围。
❑ 在一定意义上，一流学科评价是对一流学科生态系统运行状况的评价。因此，差异性发展、多样性发展、互补性发展，进而推动整体性发展是一流学科遵循的发展之道。
❑ 在对一流学科评价时既要看到目前所具有的“态”的属性，即生态位占有现状，更要关注未来“势”的属性，即要具有前瞻性视野，科学预判未来生态位占有情况。
“教育强国，评价先行。”［1］随着第一轮“双一流”建设“期末大考”的临近，如何对一流学科进行评价，成为当下学者热议的话题。元评价、学科生产力评价、学科绩效评价、过程性评价、定量定性相结合的评价等众多评价理论和评价方法纷至沓来，有效地推动了一流学科评价的理论构建和机制完善；诸多学科排行榜的粉墨登场，也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学科的进位攀升。在众多的理论框架和评价实践中，教育生态学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评价视角。
一、教育生态学对于一流学科评价的适切性
在生态哲学成为新的哲学范式、思考方式、存在形式的当下，人类逐步“形成了以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共生发展的新的世界观”［2］，这种新的世界观同样深刻地影响着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教育生态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依据生态学的原理，特别是生态系统、生态平衡、协同进化等原理和机制，研究各种教育现象及其成因，进而掌握教育发展的规律，揭示教育发展趋势和方向”［3］，已经被实践证明在“解决教育学领域已经出现的问题和预防潜在的危机”“对教育生态实践活动进行理论指导”［4］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果，成为诊断、分析、解决教育领域现实问题的行之有效的方法。
英国学者阿什比把大学视为一个有机体，认为“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5］,并于1966年出版《英国、印度和非洲的大学：高等教育生态学研究》，在教育生态学领域最早提出“高等教育生态学”的概念，把高等教育看成是一个与自然生态系统相似的复杂有机的系统。
学科系统作为高等教育系统里的一个子系统，也与生态系统有着天然的对应关系（图1），这是教育生态学能够适用于一流学科评价的基础。一流学科是整个学科系统的组成部分，也是自成体系的学科群落，它们的产生、发展、存在机制、功能价值等都遵循生态系统的运行规律。
（一）一流学科的产生是学科生态系统内良性竞争的结果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是自然生态系统内物种进化存活的真理，一流学科也是在学科系统内部激烈竞争的基础上脱颖而出的。我国的学科系统经过一段时间的竞争发展、有序演进、重点培育，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明显提升，在国际上的排名也逐步上升，已经初步形成动态平衡、协同共进的良好态势。
在此基础上，为了推动一批高水平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支撑，国家设立由政府部门、高校、科研机构、行业组织人员组成的一流学科建设专家委员会，坚持公平公正、开放竞争的原则，以中国特色学科评价为主要依据，参考国际相关评价因素，综合学科水平、办学质量、主要贡献、国际影响力等情况，认定一批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
从认定结果来看，465个一流学科的建设水平居于国内前列或国际前沿，或者是国家急需、具有重大的行业或区域影响，在学科系统内具有不可代替性。显而易见，一流学科的认定产生是学科生态系统内部分学科在相互竞争中富集能量、聚集优势、进而占据高生态位的结果。
（二）一流学科的发展遵循生态系统演化规律
一流学科系统的发展演化犹如生物群落的新陈代谢，一流学科本身具有类生命现象，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到盛极而衰，有着“诞生、成长、盛年期、老年期乃至衰亡”［6］的生命历程。这是因为一流学科的发展随着学科生态系统、高等教育生态系统、整个社会生态系统的演化而变化，遵循着“适应与发展、遗传与变异、异质性与多样性等内在机理”［7］。
当一流学科能够为学科生态平衡和进化发挥作用，能够满足国家战略和社会发展需求，生态位不断拓宽，则可以保持强大的竞争力而不断发展提升；当一流学科不能与时俱进，无法提供可以交换的学术、社会、政治资本，逐渐失去系统内的应有功能，生态位变狭窄，则会不断衰落而退出一流学科系统甚至衰亡；非一流学科如果能够在不断发展的生态系统中，找准发展定位和生存空间，实施非常规手段富集能量或者采取生态位特化，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的发展策略，也可以跻身于“一流”行列。
正是基于一流学科的这种生态化特征，国家在支持建设的时候采取了打破身份固化、建立有进有出动态调整机制的原则，在建设过程中，把不适应学科生态系统发展、不再具备建设条件且无力改善的学科，调整出建设范围。
（三）一流学科系统具备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多样性和复杂性
生态系统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生态学所关注的是“共同体(Community) 、生态系统(Ecosystem)和整体(Holism)”［8］。作为知识的载体，学科本身就具有整体性，学科的分化只不过是为了学习和研究的方便，当前学科所呈现出互相开放、彼此渗透、高度融合、协同共生的发展趋向正是知识整体性的本质反映。所以，包括一流学科在内的整个学科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一样，都强调存在的整体性。
一流学科系统同样具有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物种的多样性保证了生态系统的延绵不绝、动态平衡，保证了系统新陈代谢的顺利进行，是生态系统得以存在的基础。465个一流学科组成的学科生态系统涉及137所不同类型、不同地域、不同办学理念的高校，分布于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12大学科门类，囊括了大多数优势、特色、紧缺、急需的学科。
正是由于一流学科的多样性保证了我国学科生态系统和高等教育生态系统的稳定性、竞争力、创新活力和自我调节能力。同时，生态系统极具复杂性，若干个各成体系的子系统盘根错节，生物链、生物环、生物圈交叉辉映，能量流、物质流、信息流交织涌动，种间竞争、种内竞争、互利共生、偏利共生多种关系并存；一流学科系统亦是如此，它“不是一种简单的生命现象，其表征为一种十分复杂的生命现象”［9］。一流学科之间“互为输入、输出,彼此影响,互为营养,并能交叉、繁殖,产生新的学科”［10］,一流学科与建设高校之间在利益分配、资源占有上关系复杂微妙。
一流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既存在“非你即我”的惨烈竞争关系，也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依存关系，且整个一流学科作为动态开放的系统，“始终受到由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价值生态三部分所组成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价值环境的影响与制约”［11］。由此，一流学科系统的复杂性可见一斑。
（四）一流学科功能价值的实现体现了生态系统的能量守恒
一流学科建设是我国主动应对世界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旨在通过培育建设一流学科，培养创新型人才和推动原创性知识生产，为我国科技发展的核心领域做出突破性的贡献，尤其是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为终极目标。因此，“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的世界一流学科绝非传统意义上的学科概念，而是对人类发展、全球进步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都具有独特贡献的研究领域，事关国家安全和重大利益，事关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一流学科这些功能价值实现的过程是创造知识、缔造思想、培养人才、发展科技的过程，是彰显学术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的过程，更是作为系统来讲能量、物质、信息输出的过程。而为了实现这一输出的可能，国家和建设高校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把各种有利资源、政策条件、软硬件设施都汇聚到一流学科上，把充足的能量、物质和信息注入到一流学科当中，以生态系统能量守恒的客观定律为一流学科历史使命的完成提供了保障。
正是由于一流学科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有着共同的产生机理、运行机制、生存规则、演化规律，并且一流学科系统是生态系统内的一个子系统，所以，用教育生态学的视角去探究一流学科评价的理论、方法和实践，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更是有价值的。
二、教育生态学视角下一流学科评价的内容
正如前文所述，众多关于一流学科的评价理论和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一流学科的发展，并且国家在一流学科的认定过程当中也强调了要依据中国特色的学科评价标准。
但不可否认的是，当下一流学科的评价以去情境化、追求普遍化为主流，这种基于科学主义的评价范式在实际操作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与现实、与实践相脱节的缺陷”［12］，更难以体现真正的中国特色，例如，一刀切式的评价指标不利于一流学科的多样性发展，各自为战的排名之争不利于一流学科整体实力的提升，对于数据的盲目崇拜难以全面反映一流学科水平；西化的评价标准难以适应本土的一流学科体系等。针对存在的这些问题，教育生态学视角下的一流学科评价应重点关注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一流学科评价应强调其维持系统生态整体平衡的能力
保持生态整体平衡是生态系统的基本原则，保持教育生态整体平衡也是教育生态系统的基本原则，唯有生态平衡，生态系统才能存在，才能不断进化。在一定意义上，一流学科评价是对一流学科生态系统运行状况的评价。因此，差异性发展、多样性发展、互补性发展，进而推动整体性发展是一流学科遵循的发展之道。
目前，有的一流学科存在“高位低移”的现象，即为了自身短期利益，为了美化自身数据，为了名次好看，利用各种竞争优势恶意挤占、争夺其他学科资源，在强大自身的同时严重损害了其他学科的利益，甚至会导致某些学科断崖式衰落，以致难以生存。这样的一流学科可能在现行的评价体系内表现优异，在数字化的指标上位次靠前，但是对于整个学科系统来讲，它起的作用并非正向积极的，不但会激发不良的竞争风气，也会最终阻碍学科的发展，在对其评价时应充分考虑这方面影响。
再者，一流学科的整体平衡要兼顾文理学科、基础与应用型学科，而不能只看短时效益，只注重建设成效快、收益高、易出成果的前沿应用学科。所以，在评价一流学科时对于需要坐冷板凳、建设周期长的哲学社会学科、基础理论学科要充分考虑其在系统内的不可替代性、基础性作用和未来隐形价值，而不是只看眼前或某一时间节点显性成果的多寡。
（二）一流学科评价应考察其推动系统协同进化的能力
生态平衡是生态系统的基础，而发展进化才是生态系统的运行指向，一流学科应该具有引领学科系统整体进化发展的能力。一流学科首先要提升自身的造血能力，提高应对外界环境变化的耐受能力，在激烈的竞争中科学规划发展路径，避免盲目竞争、重规模轻质量、过度趋同、以自我为中心、效率低下等缺陷。在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的约束下，应充分合理利用优势资源，汲取外部充足养分，不断拓宽自己的生存空间，通过提升自身的建设水平，进而增强整个学科系统活力，优化学科系统结构，实现学科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协调发展。
其次，一流学科应不断增强与其他一流学科和非一流学科的关联度和开放度，作为生态系统整体的一部分，一流学科为其他学科提供供给、动力、营养的能力和贡献度，以及接受和容纳其他学科的胸怀和能力，均应在评价考虑之列，既要“保持谦逊的态度，承认自己的不足和局限性，准备接受别人的援助之手，也准备伸出自己的手帮助别人”［13］，真正打破界限、消除藩篱，实现一流学科生态系统协调发展进化。
（三）一流学科评价应关注其与外在系统的互动影响作用
学科系统是一个动态开放的系统，是“以知识的传递、信息的交换和思想的交流”［14］等为特征的人文生态系统，它始终受到社会其他生态系统的影响和制约，始终需要与其他社会系统进行能量、物质、信息的交换。一流学科作为这种交换的输出方而言，主要体现在它对其他外在生态系统的服务、支撑、保障、引领能力。
作为中国生态体系内的一流学科应面向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提供顶层设计和规划路径；面向经济社会主战场，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和正确的价值理念；面向世界科技发展前沿，提供最尖端的原创理论与应用技术。
把对一流学科的评价与中国火热的社会实践结合起来，与服务国家、社会和民众结合起来，与中国文化传统、当下中国语境结合起来，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符合中国国情的评价体系的基础，也是为世界创立中国标准、中国范式的前提。
（四）一流学科评价应考量其生态位占有能力、适应能力和提升能力
在生态学家看来，生态位具有空间与功能的双重意蕴，简言之，生态位就是指生物在生物系统中所处的层级地位和功能地位。学科生态位是指学科在学科体系当中的位置，建设一流大学，进而建设教育强国，一个最重要的途径就是提升我国学科在世界学科体系中的生态位。作为整个世界学科体系中的一员，我国一流学科不可避免地会与世界其他一流学科产生生态位重叠的问题，而供给某一学科的世界资源是有限的，所以，激烈的甚至惨烈的竞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会成为世界一流学科之间的生存常态。
这种情况下，对于一流学科的评价要把在国际上的对话交流能力和竞争力作为重要指标，引导、推动其增强整合利用资源、拓展生态位宽度、提升生态位高度的能力。根据生态位的态势发展理论，“对学科潜质的评价,……必须将其作为一个重要的指标”［15］。
因此，在对一流学科评价时既要看到目前所具有的“态”的属性，即生态位占有现状，更要关注未来“势”的属性，即要具有前瞻性视野，科学预判未来生态位占有情况。
三、教育生态学视角下一流学科评价的策略
评价作为一种价值判断和引领手段，其最终旨归是推动评价对象建设发展目标的实现,正如斯塔弗尔比姆所言，“评价最重要的意图不是为了证明，而是为了改进”［16］。
从教育生态学角度来看，对一流学科的评价就是为了推动整个学科生态、教育生态、社会生态体系功能的不断完善和改进，助力一流学科建设使命的完成。因此，生态学中的核心概念，如遗传与变异、主体与环境、竞争与共生等所蕴含的不同内涵和意义均需应用到一流学科的评价策略当中。
（一）注重一流学科的历史价值
一流学科作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具有“物种”的特性，因而也就具有了遗传特性。“遗传是以保持物种特性为本位和出发点”［17］,一流学科的遗传特性体现在对本学科固有发展逻辑和发展范式的继承，体现在对本学科本初的价值意义、目标定位的延续，体现在对长久以来积淀形成的学科文化、学科精神的坚守。
在多元价值冲击并存、各种利益诱惑频现的当下，一流学科能够保持发展定力，拒绝人云亦云、跟风攀比，保持遗传的历史特色和传统风格更显得弥足珍贵。古贝和林肯认为评价（或评估）行为的“最后产出并不是对‘事情是什么’、‘事情如何进行’以及事物的某种‘真实’状态进行描述，而是提出有意义的解释，及个体或者群体行为者为‘理解’自身所存在的环境而作的建构”［18］,作为一种主观心理建构，一流学科评价属于应然层面。
在此意义上，对一流学科的评价要放在中国学科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通过主观性指标的引入、过程性体系的构建、纵向维度的考量，挖掘出一流学科的历史价值，彰显其传统特色，坚定其未来发展的信心。
（二）凸显一流学科的时代特色
阿什比认为，“有机界中与大学中一些新形态的出现，都要经过更新或杂交的过程”［19］。更新和杂交的过程就是物种变异的过程，随着知识的不断高度分化高度融合、外在环境的日新月异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处于学科群落上端的一流学科时刻面临着新的发展境遇、发展要求、发展标准和来自其他学科的渗透、分裂和竞争，一流学科唯有主动改造自己，不断推陈出新甚至基因重组，才能通过适应性的变异，与时俱进，保持发展创新活力。因为评价并不单纯是一种判断，“同时也包含了创造、生发甚至是超越”［20］。
在此意义上，对一流学科的评价不能限于评价，更重要的在于推动一流学科不断突破自我，超越发展。因此，凸显一流学科的时代特色，就是肯定其随着时代发展需要的变化而主动应变，引导其打破学科边界，勇于接纳其他学科知识渗透，甘于为学科系统的整体进化向其他学科输出能量，逐步实现一流学科在大科学时代的融通发展。
（三）强调一流学科与环境的多元共生
生态主体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是生态系统内最主要的一对关系，因为二者构成了完整的生态系统。一流学科作为生态主体，它的存在发展面对着十分复杂的生态环境。
就单个一流学科来讲，所处的环境可以大体分成所在建设高校外部的环境和建设高校内部的环境。校外环境是一流学科生存的大环境，包括校外的生态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其中又分化出地理环境、政策环境、政治经济科技环境等次一级环境。仅以学校地理位置为例，一流学科的发展与其关系密切，地处发达大都市的高校远比偏远地区的高校在建设一流学科时容易得多，目前依然存在高层次人才“孔雀东南飞”的现象。
校内环境是一流学科生存的小环境，包括学校的校园环境、制度环境、学术环境，再小到院系环境、学科专业环境甚至课题组环境等等。越小的环境对学科发展的影响越直接、越明显，比如一流学科建设团队内部环境的优劣直接决定其建设水平的高低。
一流学科的评价强调其与环境的多元共生，目的是引导一流学科积极适应环境、利用环境、改造环境，通过与环境的协调、沟通、交换，把环境中的有利养分充分吸纳，尽力减少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一流学科主体与多元环境客体之间的相互促进，共赢发展。
（四）构建一流学科的自我评价体系
作为根植于中国教育生态系统和中国大地的一流学科要想真正立于世界一流学科之林，必须构建自己的评价体系。一方面，不同的一流学科在发展定位、建设目标和生存境遇上存在“不可通约性”，不能用相同的指标体系衡量不同的学科，也不能用外来的评价体系衡量本土的学科建设，否则就会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另一方面，我国的诸多一流学科是独具中国特色或者中国独有，比如我们的传统文化相关学科以及考古学、中医学、中药学等，对这些学科的评价只能用中国的评价理论和话语体系，而不能削足适履，“用人家的语言及评价标准来规范自家行为”［21］。
中国的一流学科也不必太在意在西方各种排行榜中的位次，而应该沉心静气做好自己，保持自身的战略定力。因此，当前一流学科评价的重中之重是从推进自身发展角度开展自我评价，“真正形成一种带有自律性、能动性、富有创造性和生机活力”［22］的评价文化,用坚定的文化自信创立自己的评价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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